1962年冬天,北京中南海的一间客厅里,毛泽东与堂弟毛泽嵘隔桌相对。两人都是从韶山走出来的亲人,见面却不像寻常兄弟那样畅谈。毛泽嵘称他“主席”,毛泽东仍叫他的名字。称呼里的变化,透出多年未见后的生分,也牵出一段关于亲情与规矩的往事。 毛泽嵘从湖南乡下来,盼着见堂兄。那时,他家境清苦,年纪也大了,心里有许多话。毛泽东同样惦记家乡亲友,不过,他更希望来访者能讲讲农村的真实情况。亲戚之间的相见,在他那里并不只是叙旧。 两人的关系并非临时攀附。毛泽嵘是毛泽东的堂弟,乡里称呼中还带着排行。1953年,毛泽东曾写信请他进京。那年11月,毛泽嵘来到北京,与堂兄相聚。谈到祖坟是否修整,毛泽东表示不必大兴土木,国家初建,许多地方都需要用钱。 毛泽嵘对这番话不太理解。他看到的,是做了国家领导人的堂兄;毛泽东考虑的,却是国家的财力和普通百姓的生活。这种视角的差别,也解释了后来许多看似冷淡的决定。 那次临别,毛泽东给毛泽嵘300元,还送了衣物和生活用品。他也请这位乡下亲属留心家乡情况,把听到、看到的事情讲出来。毛泽嵘不识字,写信得请人代笔,转述过程中难免出现偏差。据相关回忆资料,之后他曾因反映情况受到影响。这层经历,让他再度进京时少了几分直率,多了几分谨慎。 1962年的会面便显得沉闷。饭桌上,江青亲自做了几道湖南家常菜,桌上有辣椒、茄子、空心菜和红烧豆腐。毛泽嵘原以为能吃些荤菜,看到饭菜后有些失望,却没有明说。对一个长期过苦日子的人而言,这份失落并不难懂;而毛泽东一家当时也在节俭度日,中央机关提倡不吃肉,他本人更不愿为亲戚另开一例。 饭后,毛泽嵘谈起家中困难:老伴有病,自己眼睛不好,身边没有儿女照料。他把希望寄托在堂兄身上,也在情理之中。毛泽东听完后说:“你的困难我知道,也理解。但不能只考虑你一个人的利益。”他提醒毛泽嵘,个人困难应按当地制度向政府反映,不能因为亲属关系获得特殊照顾。 话说得不轻。亲情没有因此消失,原则也没有因此让步。毛泽东还谈到国家处于困难时期,自己作为领导人也有责任。毛泽嵘未必完全听懂其中的政策考量,但知道堂兄的态度:可以关心,不能破例。 江青随后拿出照相机,叫来孩子们与毛泽嵘合影。镜头留下了这次相聚,也让场面多了些家常气息。毛泽东并未因此改变要求。毛泽嵘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后,他劝堂弟回乡参加劳动,并托人送去衣物、糖果和200元钱。 这笔钱是帮衬,不是特权;让他回乡,也不是断绝往来。毛泽东还请毛泽嵘转交信件,告知地方方面,今后进京须先征得同意。毛泽嵘不识字,当时并不清楚信中具体写了什么。此后多年,他的进京请求没有获准,直到后来才明白缘由。 1972年,毛泽东身体状况转差,曾叮嘱女儿多看看家乡的叔叔。毛泽嵘也再次请求进京。地方负责人起初拿出那封信,说明不能随意放行;得知老人多年未见堂兄后,最终还是为他开了介绍信。两位老人终于重逢,谈话细节未必尽为外人所知,但这次见面已十分难得。 1976年毛泽东逝世。次年,毛泽嵘来到北京,在纪念堂向堂兄告别。他喊了一声“三哥,我是逊五,我看你来了。”亲属间的称呼回到了旧日,回应却已不可能。此前那条不许凭亲戚身份特殊办事的规矩,也留在了兄弟往来的记忆里。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