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4年腊月,绿皮火车在雪夜里往南爬。 车厢里挤满了赶着回家过年的人。 泡面味、汗臭味、烟草味混在一起,呛得人眼睛发酸。 我缩在靠过道的座位上,目光越过嘈杂的人群,落在角落里那个穿灰色囚服的女人身上。 她双手被铐在身前,脚上没有镣铐,只趿着一双洗得发白的布鞋。 从上车到现在,她没吃过一口东西。 手腕被铐子磨出一圈暗红的淤痕,但她一声不吭,眼神安静得像一口枯井。 我翻遍全身口袋,摸到半块干面包,犹豫了足有十分钟,还是递了过去。 “拿着吧,”我说,“饿肚子难受。” 她抬起眼看着我,像要从我脸上找出什么答案。 我被她看得心里直发毛。 就在这时,我的手在口袋里碰到那枚冰凉的老怀表,表盖不知什么时候弹开了。 她低头扫了一眼,目光凝在表盖上大约一秒钟,然后整个人像被什么击中似的,眼底深处涌上一股我看不懂的复杂神色。 “你不该坐这趟车。”她说。 我还没来得及细问,脚下一震,列车鸣着长笛驶入隧道。窗玻璃上的倒影里,我清楚地看见,她正用被铐住的双手,慢慢将那块面包掰成了两半。 01 腊月二十三,北方小城的巷子里已经有人挂起了红灯笼。 我在机械厂连续加了半个月班,手指尖磨出的茧子还没消。回到家,母亲正坐在堂屋的灯下,面前摊着一张信纸。 信是刘贵托人捎来的。说父亲当年在南边欠的那笔货款,如今债主愿意私了,只要拿上父亲留下的老账本,年前去一趟临沧就能把账结清。 母亲的红眼圈里写着忐忑。 我知道她担心什么。 五年前父亲南下讨债,一走就再没回来。 刘贵是父亲的老搭档,当年也是他引着父亲去南边做生意的。 这些年母亲托人打听过无数次,得到的消息都是含糊其辞,什么说法都有。 但我心里清楚,这笔所谓的“债”,是唯一可能找到父亲下落的线头。 “我去。”我说。 母亲没接话,低着头,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又往里絮了一层棉花。 她把我贴身穿的那件旧毛衣翻出来补了补袖口,又用布包了一层东西塞进我的行李。 “你爸留下的账本,你带上。”她说,“还有这个。” 她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只铜壳怀表,递到我手里。表壳有些年头了,侧边刻着一朵细小的山茶花。表蒙子上有裂痕,指针早就停了。 “你爸年轻那会儿在边境跑货运,这东西是一个故人送给他的。他走的时候没带,我一直收着。” 母亲说这话时声音很轻,像是在自言自语。 我把怀表揣进贴身的内衣口袋里,表壳硌着胸口,凉丝丝的。我心想,到了那边,不到万不得已不拿出来。可有些事,后来想想,早就注定了。 腊月二十五的晚上,母亲送我到巷口。 她手里提着一兜热乎乎的煮鸡蛋,把我的手拉过去,一个一个往我口袋里塞,塞到第四个才停下,欲言又止了许久,终于只说了一句:“你在外头,别太容易信人。” 我笑了笑,觉得母亲多虑了。我都二十六了,跑过几趟远门,不至于。 可走进火车站候车大厅的那一刻,我摸着胸口那只冰凉的怀表,心里忽然没来由地紧了一下。 候车室里人山人海,到处是扛着编织袋赶春运的民工。 广播里女声机械地报着车次,空气里弥漫着炒瓜子、茶叶蛋和方便面的混合气味。 我手里攥着那张去临沧的硬座票,等着检票口放行。 检票口一开,人群像决了堤的水一样往前涌。 我被夹在人堆里,脚不沾地地往前挪,好不容易过了天桥挤上月台。 一列绿皮火车趴在铁轨上,车头吭哧吭哧地冒着白汽。 我找到自己的车厢,把行李往行李架上一塞,在靠过道的位子坐下。 车厢里早就坐满了人。 对面是个穿军绿棉袄的中年男人,正拿着一张裹烧饼的旧报纸翻来翻去,指尖缝里夹着半截烟,没点。 邻座是个带小孩的年轻媳妇,孩子哇哇哭,她手忙脚乱地哄,嘴里哼哼唧唧唱着不成调的摇篮曲。 我靠在硬座上,把棉袄领子竖起来,准备眯一会儿。 就在这时,车厢门开了。一阵冷风裹着月台上的人声灌进来。我睁开眼,看见一个穿灰色囚服的女人被押着走进来。 她低着头,双手铐在身前,手腕上缠着一圈布条,布条下隐约能看到暗红色的淤痕。 脚上没有镣铐,穿着一双洗得发白的布鞋,鞋帮子破了口子,露出里面的棉絮来。 押着她的是个四十来岁的乘警,身材偏瘦,腰板挺直,从进门起就没吭过声,只拿一双眼睛在车厢里扫了一圈,目光落在靠近窗户的那个空位上。 “坐那儿。”乘警说了一声。 女人走到靠窗的位子坐下。 她坐下的时候,我扫到她的侧脸,年纪不大,眉眼说不上好看,但五官很干净,像那种放在人群里不太起眼但仔细看挺耐看的模样。 她坐定了以后就没再动,低着头,盯着自己交叠的双手。 车厢里不少人朝她投去异样的目光,没有人说话,但那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声音。 坐她斜对面的一个胖大姐,嘴里嘀嘀咕咕念叨着“年纪轻轻不学好”,声音不大不小,刚好够周围人听见。 女人的耳朵动了动,但始终没有抬头。 那胖大姐见她不吭声,反倒来劲了,又嘟囔了几句难听的。 女人还是没反应,像根钉子一样钉在座位上一动不动。 我看不过去,刚想开口说两句,就被一阵汽笛声打断了。 列车猛地一颤,窗外的月台缓缓后退,车头喷出一股浓